绿  色  的  呼  唤

—— 一位老林业工作者的自述

 杜灿章

（市老科协林业分会荣誉会长）

我是一个退休二十多年的老林业工作者， 年已八十多岁了。人老了总爱回忆往事， 还总想讲给后人听。今年市林业局办了个“离退休干部活动群”恰好我刚从加拿大儿子那里回来，就在手机上加上了这个群。有了这个平台， 我们这些离退休的老同事就可以聊天唠家常啦。于是我就在这个平台上开辟了一个栏目，聊聊我们过去所从事的林业工作，和我们秦皇岛林业发展历程，就当茶余饭后的小故事听吧。
  我写出了几段以后，一些同事看了觉得还有点意思，对后人也有些启示，就建议我继续写下去最好能出一个小册子。如负重任在肩，我觉得有些力不从心。老了记忆力差了，经常提笔忘字，可是在同事们的鼓励之下，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拉拉杂杂，片片段段地写了一些。
我给这本小册子命名为《绿色的呼唤》，是想通过写出过去几代林业工作者是如何艰苦的工作才换来如今的青山绿水。提示我们的下一代应该如何 继承和发扬光大老一代的艰苦创业精神，开创更加辉煌的未来。我们还有好多工作要做，我们的山川要更绿，江河湖海的水要更清，天要更蓝，任重而道远呐！所以我虽年迈，还是要呼唤绿色。
下面就按年代顺序，从我所经历的事看看我们所走过的历程。
 

（一）

我是一九五四年从黄村林校毕业来秦皇岛的。那时这里林地很少，也没有林业主管机构和人员。北戴河联峰山，有一片五千亩的松林。秦皇岛东山老开滦港务局属地，有一片百余亩的洋槐林。山海关南海一带，八国联军入侵时的营盘周围，有一片几百亩的洋槐林。北山只有棉花庄后山，有一片几百亩稀稀拉拉的洋槐林。山里只有三道关，团圆寺有几片松林，其余全是秃山。沿海一带都是起伏流动的沙丘和低洼不毛的盐碱滩了。
果树也少得可怜，北戴河西山有个骆驼石果园，后改为西山园艺场，现已成了高尔夫球场。海滨黑石路有一片果园，是留美学者李伯仁所建，后改为北戴河园艺总场，今已是一片楼房，成了宾馆。海滨东山老怪楼周围有一片果园，后建为东山园艺场，现已成了北戴河东山宾馆。现在还保留的北戴河海滨园艺场，过去叫马家菜园果园。后来建北戴河海滨汽车站，加油站，建市林业局招待所等，陆续占用了部分果园，现果园保存面积已不足百亩了。南大寺有一片桃园，后曾发展到八百余亩，现也变成了楼群。山海关只在东门外有一片百余亩的果园，后改为山海关农牧场，现成为正大公司的厂区。
以上就是当年秦皇岛林业的家底啦。
 

（二）

再说说当年的林业机构。
建国后，国家成立了林业部，第一任部长叫梁希，是德高望重的林业老前辈，民主人士。黄村林校的第一块校牌就是梁部长写的。第二任部长是原任黑龙江省省长的李范五，曾于一九五二年到我校做过报告。
河北省设农林厅，厅长是张克让，后任副省长。下设林业局，局长叫李衡甫，省会在保定。当时全省设立了多个造林局，归省农林厅直接领导，实行条条管理。
当时秦皇岛没有主管林业的机构和人员，市政府设了个建设科，以后设立了农业局。一九五四年末，我们来了以后，才建了林业科，市农业局改成了市农林局，从此开始有了林业主管机构。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五号，我们毕业分配到河北省海滨造林局的九名同学，从学校黄村乘坐火车来北戴河。到北戴河火车站下车，一看这里都是一些低矮破旧的小房，不像个避暑胜地的样子。
当时没有汽车，我们雇了一辆小毛驴车，拉上我们的行李，我们跟着步行在通往海滨的一条叫海北路的土路上。路两旁是玉米地。当我们走过一个叫古城的小村再向南拐弯处，看到了蓝天下茫茫大海，顿时我们高兴地欢呼跳跃起来。湛蓝的海水荡漾着层层浪花，哗哗的海涛，有节奏地拍打着海岸，清凉的海风迎面吹来，顿时浑身清爽，真是太美啦。我们行走在海岸边的一条土路上，左方的山坡上布满了茂密的树林，林间可见座座别墅小楼；右侧则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蓝天，我们几人边走边唱着，欢笑着来到了造林局驻地。
造林局座落在密林间的一个小院，办公室宿舍都是小洋楼，室内木地板地面，陈设着洋式家具，钢丝床，还有壁炉。游艺室有乒乓球台子，克朗棋案子。
房子四周是茂密的树林，夜晚在屋里就能听到沙沙的松涛声，和远方传来的哗哗的海浪声。凌晨则会听到黄鹂高昂婉转悠扬的叫声。哎呀，这里的清新幽静，真像是身临仙境啊。
造林局共十几个人，局长杨中一，原是衡水专署的专员，十三级高干。还有一名参加过长征的干部，因身体不好在这里边修养边工作。有一名局长秘书叫张克勤，后就任市农林局林业科科长。一名警卫员叫杜炳勋，后任海滨林场场长。造林科科长叫杨明杰，林政科科长叫张墨林，两名技术员是于成仙，于凤鸣，一名会计叫陈学礼，还有两名行政干部，一位做饭的大师傅。
海滨造林局的业务管辖范围是东北起自山海关，西南至滦南县的沿海地域。秦皇岛属该业务管辖范围。
我们来到造林局安顿好生活以后，局长为我们举行了一个欢迎会，会上杨局长问我们：“来过北戴河吗？”我们齐声回答：“没有！”杨局长说：“那好吧，先让张秘书带你们逛逛吧。”于是张秘书白天领我们逛联峰山逛海边，晚上带我们到煤矿疗养院，开滦疗养院等处的露天舞场跳交际舞。玩了十多天了，还没给我们工作，我们就去找局长说：“我们玩了好几天啦，让我们干点工作吧。”局长说：“那好吧，先让张秘书带你们到联峰山打松毛虫吧。”在联峰山打松毛虫，是我们参加工作后的第一项工作。这段经历至今已过去六十多年，但还经常引起我的回忆。
下面说说组建秦皇岛农林局的林业科，开辟秦皇岛林业工作。
一九五四年十月，市政府从海滨造林局调我和张克勤，万智婕，芮鸿仁（后改名芮力军）四人，到市农业局组建林业科，将市农业局改名为市农林局，从此秦皇岛才有了林业主管机构。
林业科的工作职责范围很广，凡是沾林字边的都要管，包括植树造林，抚育管理，病虫害防治，护林防火，林业政策，城市绿化，果树发展等等。因为全市只有这四五个人（五五年初从南大寺果园调来果树技术员李新）的林业科。工作千头万绪，手头上没有任何基础资料，人生地不熟，真是一张白纸呀。
当时科长也才二十六岁，带领我们几个年轻刚出校门的学生（当时我才十九岁），开始闯荡起来。
那时秦皇岛市有四个区，海港区叫一区，是城市区。汤河区叫二区，是郊区农村。北戴河区是风景区。山海关区一九五二年以前归辽西省，是山海关市。一区和二区没有管林业的机构和人员。北戴河区建设科有三名林业和园林干部。山海关区政府有个农林科，有四名林业干部，还有一个五十亩地的沙河子苗圃。
组建林业科后，我们先购置了一台测量用的罗盘仪，测绳，花杆，塔尺；还购置了绘图用的绘图板，绘图仪，方格纸，晒图台，熏图筒等，为开展林业工作进行了准备。
到秦皇岛农林局后，我们第一项工作是山海关洞山雨季造林。
一九五四年初冬，我和万智婕到山海关，由农林科的赵铭带领到二郎庙北部的洞山测量造林地，为第二年造林做准备。赵铭选点，我看仪器观测，万智婕记录绘草图，雇两个测工拉绳量距离。在山上搞完外业，回区农林科搞内业，绘图计算造林面积，编制造林工程设计和预算（那时男工一元五角二，女工一元二角八，一斤猪肉五角，一斤鸡蛋五角五分）。然后我就带着图纸，造林设计预算，乘火车去保定（当时河北省省会在保定）省农林厅报批。住在招待所等了两天，拿到批复后返回秦皇岛。
一九五五年七月下旬，我们林业科四人，海滨造林局八人，山海关农林科三人，加上一名大师傅共十六人的庞大队伍，住进了棉花庄村小学校。
由造林局杨明杰科长担任造林指挥部指挥，分成组织宣传组，苗木运输供应组，技术指导检查组。苗木是山海关沙河子苗圃三年生油松苗，起苗带土坨，五十棵装一个大蒲包，打好草绳，装马车走十五华里路程运到回马寨，然后再用驴驮（duo）子驮（tuo）运到山上造林地点，运到山上相当不容易。二百来民工干了五六天才栽完了五百亩油松。
山上活干完了，我们住在小学校进行工作总结，写总结报告。连续几天在山上跑上跑下，都感觉有些劳累，可大伙情绪很高，歌声笑语不断。更让我高兴的是，我利用休息时间，在学校操场上学会了骑自行车。
这一年的秋后，检查造林成活率，仅百分之二十，人力物力资金花费了不少，收效不大。于是我们尝试着改进造林方法。
一九五六年春，组织民工上山进行造林整地的同时，我和万智婕赵铭，在准备造林的山上，选择土层较厚的半阴坡，星罗棋布地刨出一块块炕那么大的播种育苗地，进行就地育苗造林。我们将油松种子，进行了浸种催芽，拌了防鸟害的樟丹，在四月上旬，进行了播种。很快发芽生长了，我们又及时进行苗期管理。到七月中旬，小苗已长到十公分高，而且也木质化了。这时我们组织民工趁着连雨天上山移植幼苗造林。二百来人只用两天，就完成了二百多亩的造林，秋后检查造林成活率达百分之九十五。第二年春季返青后检查，造林保存率也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这次造林的成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和鼓舞。在山上就地育苗就地造林，省去了苗木长途运输，节省了人力物力，节省了时间，在造林施工时机上，更好把握，工作灵活主动，便于抓住雨天栽植，从而大大提高了造林成活率，节省了造林资金。
我们及时总结了这个造林方法，上报省农林厅，并得到了省厅的肯定。同时，责成我编写了《山海关山地块状育苗造林》的小册子，在省内印发推广。
 

（三）

一九五六年，是秦皇岛市林业工作不平凡的一年，也是突飞猛进的一年。
这一年春天，毛主席发出了“绿化祖国”的号召。
这一年春天，我们召开了第一个“绿化大会”。
这一年春天，秦皇岛市发动组织了规模空前的造林绿化活动。
这一年，我市组建成立了山海关森林经营所。
这一年，我们新建了山海关马头庄二百亩苗圃，海港区玉皇庙四百亩汤河苗圃，北戴河海滨五十亩苗圃。
这一年，在山海关边墙子、八里铺、北张庄、贺家楼，海港区东西白塔岭、石山，北戴河区崔各庄、费石庄、小薄荷寨等村，栽植了苹果桃梨等果树八千余株，建立了农村果园，还培训了一批技术人员。
这一年，我们改进了荒山造林方法，春夏秋三季造林，加快了荒山绿化速度。
下面先从这年的绿化大会说起吧。
人民日报刊登出毛主席“绿化祖国”的号召和社论后，市长武学文到农林局说要召开个绿化会，责成我起草个大会报告。这可难坏了我。刚参加工作，哪会写这样的报告呀，可又不好推辞，只好硬着头皮写吧。于是我找出了人民日报，找出了我学过的有关资料，重温了一九五二年林业部长李范五在我校做报告所讲述的，林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论述。七凑八凑写了十多页，我还没写完武市长就来到我的办公室看我写的稿子。我觉得时间仓促，心慌的直打鼓。可没想到，市长看了后还挺高兴，他坐在我办公室桌前亲自动笔修改书写起来，他一边写，我一边抄，等我抄完了他审核后，就让我把稿子送到市政府办公室打印。
这一次绿化大会规模较大，市直机关、团市委、市妇联、各厂矿企业、各区乡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场在文化路交通局俱乐部（现文化路苏宁电器北侧）。
 

（四）

一九五六年的绿化大会，吹响了绿化秦皇岛大地的号角。
会后，我们会同团市委、市妇联等单位组织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造林活动。参加这场造林的有市直机关干部，厂矿企业职工，中小学师生。一千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打着红旗，敲锣打鼓，场面十分振奋人心。
当时造林苗木供应不足，只有海滨造林局在北戴河村北，坦克兵营盘南侧有一个二百亩地的苗圃。我们就组织人员，从大柳树上砍下胳膊粗的枝杈，截成五十公分长的柳树棒子，挖五十公分见方的植树坑，每穴的四个角上各栽一根，进行了埋杆造林，同时还栽了三万多株紫穗槐苗，多半天时间就栽了二百多亩。
秦皇岛的沿海沙荒造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秦皇岛的沿海沙荒，从汤河口西一直到北戴河小薄荷寨村村东，沿着海岸和北宁铁路两侧，长二十华里宽一至五华里不等。这条长带子是起伏流动的沙丘和低洼盐碱荒滩。冬春季节沙尘飞扬，掩埋了铁路和公路，每年铁路和公路还要出动工人清理流沙。我们从市里骑车去北戴河，一到山东铺有几段路要搬着自行车前行。裸露的沙丘，每年还会移动搬家，沙窝里十分荒凉。五十年代初，曾在这里拍摄过电影《金银滩》、《沙漠追匪记》。这里还经常有野狼野兔和狐狸等野兽出没。
 在沙荒盐碱滩上造林是很不容易的，也走过了困难曲折的路程。开始，我们栽上了树苗，经过一个冬春大风就把栽好的树苗刮得露出了根子，树苗被吹干了。我们就尝试着在造林地埋上稻草把子，冬春风再吹，流沙被草把阻挡风速降低了，沙土被阻截在草把跟前，这时春季再把树苗栽上就保住了树苗不再被风吹死了，这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创造。
秦皇岛沿海五十万亩的防护林，到六十年代初基本有了个雏形。先期的树种主要是紫穗槐、柽柳等灌木。以后，逐渐增加了小叶杨、美国白杨、榆树、加拿大杨、刺槐等乔木树种。一九五六年和八十年代初，我曾从青岛、大连引进了一批日本黑松苗木和种子，在北戴河海滨，从老虎石海岸至金山嘴，再到东山鸽子窝海岸，还有山海关从石河口西岸到沟渠寨海岸，以及渤海林场焦庄林区，栽植了几批日本黑松，形成了几片抗海风的黑松林。
一九八二年，我曾带领市、区和几个林场的技术人员，到山东聊城冠县考察毛白杨，组织人员对海滨林场、渤海林场、原有的加拿大杨、美国白杨，采用伐根插皮接（炮捻儿嫁接）方法，改接了一批毛白杨，从而提高了森林质量。同时还与中国林科院顾万春教授合作，在海滨林场和山海关林场，进行了毛白杨、刺槐品种对比试验，建立了几片实验林，引进了一批优良品种。
一九八七年，中国林科院工程院院士关君尉，带领他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早稻田大学东三郎教授来考察我市的沿海防护林，由我和于成仙带领现场考察，当我俩介绍造林初期采用了“埋草把造林”的方法时，东三郎很受启示。他介绍日本沿海防护林是采用钉木框架子固沙造林，植每棵树要花不少钱（折合人民币五十元每株），而我们几乎一分钱没花。
当时吴泽吉副市长接待了他们。
 

（五）

再说说秦皇岛的荒山绿化。
山海关城北有一片荒山，东起山海关的贺家楼，辽宁省绥中县李家乡的闫家岭、王家峪、九门口，北边是抚宁县驻操营乡的苇子峪、朱清峪、英武山，西北部是抚宁县石门寨镇的花野村、潘桃峪，护远寨的外峪、望峪，南部是山海关的棉花庄乡的回马寨村和棉花庄村。绕山一周，有八九十华里。山场面积一百多平方公里。这山属燕山余脉，主峰塔山，当年实测标高1020公尺。
当时这片山除了三道关，团圆寺，大横岭有几片松林，山门寺有些椴树林、山杏林，杨树洼有几片山杨林外，其余大部分是秃山和一些平榛、胡枝子、鹅耳枥、槲树等灌木林。荒山造林绿化任务十分艰巨。
山里只有东部的三道关一个小村。西部团圆寺、大横岭、洞山、暖泉各有一户人家，三道河有两户人家。起初我们在东部是住在三道关，西部住在团圆寺。
三道关在山海关城东北十六七华里的山上，从城里出北门往东北方向走四五华里，穿过长城豁子到青石沟村头的大庙再往东北走就步步登高了。走十来华里就到了一个叫贺家楼的小山村，往上是关家坟的一片松林，然后就开始爬山，爬二里左右就到山顶上的小村三道关了。小村叫三道关，是因为从山下通往山上的这条唯一的小路，随着山势呈之字形绕行要三次穿过长城豁口，故名三道关。小路很窄，只能走一人和一头驴。山村的妇女下山都起着毛驴，还有的抱着孩子骑着毛驴，观着山景晃晃悠悠，还显得十分轻松惬意。
这个山村，坐落在山顶一个平台上，不足十户人家，都姓历。村长叫历占贵，一家三口，老伴和一个儿子。我们常驻在他家的三间厢房里。
小村向西一华里有个山洞叫悬阳洞，山洞北下方有一座庙，有三个道士，一个姓徐，一个姓董，一个姓刘。刘道士有文化，能背诵不少经文，我们常用他做测工。
悬阳洞西南有个叫桃园的小山，有一户人家姓轩，叫轩凤清，有时也给我们帮工。
山村还有个小学校，三间小屋，一个老师，六七个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在一个屋子上课。老师姓田，六十岁上下，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家在山海关城里，一人在山上生活很少下山回城。
我们每次来山村，都是雇个驴驮子，驮着粮油行李等生活物资，我们背着仪器水壶等上山，到山上自己起火做饭。每天早晨很早就吃过饭带上干粮，背着仪器水壶上山工作。晚上回来做饭吃饭，村长老伴还经常帮我们做饭，还经常给我们用从山上采来的黄芩叶子沏茶让我们喝，山水很甘甜。山里人好客，住时间长了就拿我们当自家人了。村长老伴非常喜欢我，还经常说：“小杜这孩子多好啊，我要是有闺女啊一定招他做女婿。”
在山村生活，我们几个人过的很快乐。白天在山上工作，晚上在小油灯下整理内业，有时还到山上乘凉，望着天上的繁星，望着山海关城的灯火。我爱吹口琴，还经常吹口琴，唱歌。
团圆寺在山海关城西北，距城十七八华里，出山海关西门，过三清观、北园、回马寨、小陈庄，过石河向西北过二道河、三道河，然后向北走进一个山沟往山上爬过两道山梁就到了团圆寺。
这里只有一户人家，姓陶叫陶德弼，老两口六十多岁，一个儿子儿媳，一个孙子，养了一条大狗，一头骡子一头驴。山腰开出两亩地，种上粮食蔬菜，还养了不少蜂，日子过得挺殷实。
陶徳弼过去给地主看山，对这山场很熟悉，我们就住在他家，并请他做我们在这片山上工作的向导。那时他家还有台留声机，这在农村是很罕见的。我第一次听到老呔影（皮影戏），就是在他家听到的，印象非常深刻。
在他家住常了，狗也混熟了。每次我们进山距他家还挺远时，狗就会汪汪的叫，等我们走近了看到了我们，它就跟我们摇着尾巴欢迎。
在西部山里还有几处散落的人家，暖泉有一户老王家，萧山有一户老杨家，洞山有一户王家，三道河两户人家，一户叫杨兆隆，一户叫孙庆。孙庆爱打猎，枪法很好，还爱在石河里打渔，每年初冬石河水结了薄冰，他踏着薄冰到大汀里用钢叉叉鱼。杨兆隆是我们的护林员，我们常住他家。以上所述的二道河、三道河、萧山、洞山，现都已是石河水库的淹没区，这些散落的人家也早已搬到山外了。
因为我们经常去往人迹罕至的深山里工作，为了减少往返跑路，一九五七年初购置了一顶帐篷。
每次入山都是雇上驴驮子，驮着帐篷粮油炊具和我们的行李，我们背着仪器扛着花杆塔尺，步行四五个小时才能到达工作地点，安营扎寨。
首先选择山上比较平坦的地方，割除灌木杂草架起帐篷。然后在帐篷里铺上较柔软的黄皮草，上面再铺上席子，放好行李。
万智婕是女同志，她在帐篷的一面铺一领席子。我们两三个男的在另一面铺一领席子，放上行李，中间还挂上布帘，在帐篷顶端挂上一盏提灯，靠近帐篷出口处搭好炉灶，放上粮油炊具，我们的家就安置好了。
那时山里治安环境不好，经常有不明来路的生人出没。三道关和团圆寺的人们，都劝我们不要在大山里住帐篷，可我们为节省往返跑路时间，还是要住在帐篷里。好在我们每次入山都佩戴枪支，科长张克勤和张俊阳二人的枪法都很好。
可有时也闹些虚惊。有一次我们从山海关来到频林寺大甸子，天已经是傍晚。我们搭好帐篷一切安顿好，我和万智婕就到山上捡些干树枝当烧柴做晚饭，顺便观察一下帐篷附近的地形和安全环境。吃过晚饭大伙开了个小会商量安全警戒，规定了口令。这一夜，由我和赵铭值班警戒。到天黑了，我在帐篷门前方，赵铭在帐篷后方站岗。夜深了，大山里一片寂静，只听到一些小虫的低鸣。我一个人呆在外面心里直发毛，忽听不远处传来脚踩草地水洼的声音，又看一人影向我这边移动，越来越近，这时我的头发都炸了起来，我突然大喊：“谁？！”同时将手电筒照向对方，我手中的花杆也扎了过去。对方忙喊：“是我！老赵！”原来是赵铭到我这边来看看我有没有事。我俩这一闹腾，惊动了帐篷里熟睡的人，各个窜出了帐篷。半夜闹了一场虚惊，惹得大伙一场大笑。
春夏秋三季住在帐篷里，经常受蚊虫叮咬，有时还会爬进花蛇。到了冬季，帐篷上结了一层白色的冰霜，寒冷难捱。我们在山里四处寻找可以为我们栖身的山洞。找到山洞后，我们在里面铺上黄皮草席子和行李，安顿好住处就又开始工作了。
听说狼怕圈，见到好多山村在墙上画大白圈驱狼，我们就在洞口外小树上拴上行李绳，打上几个大环来驱狼。老赵他们几个睡在洞口，让我和万智婕睡洞里面，他们护卫着我俩。
冬季在山上要干的事情很多。带领民工打防火道，组织山外群众上山打秋板子，一是清除幼林内的杂木，如：槲树、胡枝子等，既搞了幼林抚育，又帮群众解决了烧柴。
冬季我和万智婕、赵铭，进行宜林地调查测量，为来年造林做准备。遇上大雪，我们踏着冰雪工作在山上，有时冻得我手都麻木得连经纬仪上的螺丝都拧不动了，万智婕手上的铅笔都攥不住了。山坡上一尺多厚的积雪，埋没了我们的双脚和小腿，穿着球鞋的双脚也都麻木了，我们跺跺脚，用嘴给双手哈哈热气，仍继续工作着。
山海关这座山的山体岩石为花岗岩，由长石、石英石和云母等构成，有的地域岩石含铁矿石，测量用罗盘仪就失灵了。我们就改用一台旧的日本经纬仪，这台仪器加上架子，有二十多斤重，我扛着它在山上一天是很累的。
有一次，在一个叫肉缸的山上测量，突然仪器出现了故障，我急着背上仪器往山下跑到秦皇岛去修，肉缸距三道关有十华里山路，启程时就两三点了。山里太阳落得快，跑到一个叫“椴木丛”的山沟里天就黑了。我跑着跑着忽听狼在山顶上吼叫，我仰头向山上望去，有几双小灯笼似的眼睛。哎呀！这不是一群狼嘛！我的头发就炸起来了，我拼命的往三道关方向奔去，狼群没有追赶我。听说孤狼伤人，群狼不伤人。狼吃饱肚子后聚在一起玩耍，这是群狼。肚子饿了，它们则各奔东西寻找吃的，这是孤狼，它才会伤人哪。但毕竟是狼啊。当我跑到三道关，远远望到山海关城区的灯火，心就踏实下来了。又跑了十五华里，到了山海关火车站，乘车回到秦皇岛已是后半夜了。次日上午修好了仪器，下午又赶回山上了。
长期生活工作在山上，对万智婕这位女同志，她的困难艰辛是可想而知的。有时我们看到她在山上工作时捂着肚子，知道她可能是来了例假，我们就劝她回帐篷休息。一个女的，独自一人呆在大山的帐篷里，这种恐惧和孤独也是可想而知的。
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叫后寺的山上测量，忽然山腰飘起了云雾，将工作在山腰的我们淹没在云雾之中，山下已经是大雨滂沱了。我想再有两个测点就到山顶了，省得下次再上来，坚持干完了吧。可是突然大雨夹着冰雹向我们袭来，我们跑到一个山崖下避雨，大雨下个不停，越下越大。我们全身都湿透了，雨水顺着头顶往下流淌，个个冻得浑身打颤，脸和嘴唇都冻青了。我们几个人将身体紧贴在一起互相取暖。等过了一阵子雨稍小了些，我们就往山下跑，可到了山沟一看，山水下来了，篮球大的石头都冲得直晃动。又过了一会儿，等山水小了些，测工历贵站在山沟的石头上，把我们一个个的接应过去，来到后寺一个庙里，道士给我们抱来一堆树枝点着了给我们烤火取暖。稍后，我们又跑了四五里路，回到驻地，做了面汤，别人喝了热汤面也就没事了，可是万智婕正巧赶上例假期。
可能是这次受冻受凉，也可能是长期在山上着凉着累，万智婕婚后一直未能生育。丈夫是耀华玻璃厂的技术员，因她不能生育而离了婚，以后终生未婚，过着独身生活。以后她调到了市园林处工作，我和老伴还经常去她家看望她，也常有电话联系，后来她性格变得孤僻，很少与我联系了。等我再打电话，已经找不到她了。
万智婕是我同届的同学，一九五四年一起到北戴河造林局的，以后我俩又长期工作在山上，彼此非常了解是知心朋友，工作上我俩配合默契。她属羊，我属猪，她比我大四岁，我俩以姐弟相处，她是我十分敬重的人。
 

（六）

冬季护林防火，是我们的重点工作。每年冬季，我们深入到山场周围的乡村做护林防火的宣传组织工作。帮助乡村定立护林防火公约，建立护林防火组织，选用护林员，在山口和村庄书写大字标语，树立宣传标牌等。我们组织建立了林区周围乡村护林防火联防机构。辽宁省绥中县李家乡，抚宁县驻操营乡的朱青峪、苇子峪，石门寨镇的潘桃峪、花野村，护远寨乡的外峪、望峪村等建立了联防，定期碰头开会安排工作。潘桃峪有个村书记叫王晓东，是个抗日时期的老党员，十里八村威望很高，我们就请他帮助做好周围的护林工作。外峪村村长王以成，对山林十分关爱，我们就聘用他弟弟王以林做护林员，王以林大公无私不讲私情，谁违反山规该处罚的毫不讲情面，人们称他为黑脸包公。山场东部护林员是贺家楼村的张德元，他哥哥张徳玉是村书记，张德元也非常尽职尽责，一直干了二三十年的专职护林员。
在山场周围建立了严密的护林防火组织制度的同时，我们在山海关城里也做了细致的宣传组织工作。
当时在山海关城里，有一些无职业靠上山打柴维持生活的人，我们组织这些人有秩序守规则的入山打柴。首先建立了“入山证”制度，凡入山打柴、狩猎的，都要持证入山。我们划定了山场的樵采区，狩猎区，禁区。凡入山的都要到所在街道居委会开具介绍信，到区政府农林科登记开“入山证”，否则不准入山。在来到农林科开入山证时，我们要对他进行宣传教育，讲解护林防火的重要意义和各项规定，使这些入山者不仅自己遵守制度，还成为山里的宣传员和监督员。
我们还在电影院开辟了护林防火宣传栏目，每一场电影放映前，都要宣传护林防火。我们几个人还经常到山口检查，凌晨三点我独自一人蹲守在山口，检查入山，“有入山证嘛？看看！”“带火柴了吗？掏出兜看看。”这些人都认识了我。称赞我胆子大。

（七）

长期的野外生活，虽然艰苦劳累，可我们感到充实快乐豪迈。
山里的野果子很多，夏天的欧李、托盘儿（学名叫茶藨子、榛子，秋天的山梨、山楂、花红、核桃、栗子、藤枣（野生的猕猴桃）等，我们都吃遍了。七八月份，遇上连雨天不能上山搞外业，我们就带着面袋子到帐篷附近采榛子，大伙在帐篷里吃着榛子，说说笑笑的过雨天。藤枣在淌石歼（也叫龙扒）地方长得多，我们就到那里去采，秋后经霜打了，颜色呈黑褐色的最好吃，不仅甜还有一股酒香味。
山里的野兔、狍子、野山羊、野鸡等也挺多的，我们用枪打了就炖着吃，狍子肉很鲜嫩，炖一锅能吃好几顿。我们还吃过炒狍子肉，狍子肉馅饺子等。
在山上，我常唱起《勘探队员之歌》，经过我改编的歌词是这样的：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着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着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那层层的山峰。我们满怀着无限的希望，为这山川披上绿色的衣裳。”
“是那天上的星，为我们点上了明灯。是那林中的鸟，为我们报告了黎明”等等。这是对我们山里生活的真实写照。
每当我们在山里工作生活二三十天，扛着花杆塔尺，背着仪器走进山海关城里时，我们个个脸晒得黑黑的，头发长长的，衣服被树棵子刮的破破的，人们都用一种稀奇的眼光看着我们。真是“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啊，可是我们个个精神饱满，面带笑容，又像是凯旋而归的战士。
 
水有源，树有根。我们能够如此艰苦的工作，是因为我们在建国初期，从青少年时期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我于一九四九年七月考入黄村高级农业职业学校，一九五二年改为黄村林校，隶属中央林业部。第一任校长叫谌厚慈，是延安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师长起义到延安的民主人士。第二任校长叫袁勉之，是林业部教育司的司长，我的毕业证就盖着他的印章。
校长谌厚慈在延安与毛主席、朱德、康克清等都很熟，他经常给我们作报告讲延安的革命精神。他从延安带来了一批干部到我校任课。四九年开始，学校组织师生劳动建校，较大的工程是将校园周围挖一道深沟，将土垫在校园的一侧，筑起了一道围墙，我们的手都磨出了泡，抬土筐压肿了肩膀，学生还捡砖头石块垒砌猪圈养猪，学生还养蜂，管理果园和菜园。班里锹镐锄镰各种农具一应俱全，学生中还评选劳动模范。我们演的剧也是延安大生产的“王秀鸾”还有“兄妹开荒”等。
在学五年学了初高中的文化课和林业专业课程，我们享受每月八元的助学金，其中六元为伙食费，两元发给学生用于购买学习用品和零花。我一周出一次校门，到黄村镇上买一包五香花生仁，边逛街边吃着花生仁感觉很美。学生还用发给的这两元钱，集资在校园办起了合作社，会员购物有优惠。
林业部部长梁希，为我们这一批林校学生提了一幅诗词：
无山不绿，有水皆清。
四时花香，万壑鸟鸣。
让河山披上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
新中国的林人，也是新中国的艺人。
这是第一任林业部长对我们的希望和嘱托，也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和我们奋斗的目标，是我们建设祖国美好江山的林业梦。
那时我们都爱看苏联小说和电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小说，保尔柯察金，是我们的偶像。中国的“保尔”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党》也是我们爱读的。里边有些名言我们写在书签上。如“当我们回首往事，不因我碌碌无为而悔恨……”及“把我的生命，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等。
我们班一位女同学，家住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大楼后面，我曾去过她家，父母是杭州人。她受《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的影响，毕业分配时找到老师和学校，要求去最艰苦偏远的地方，结果将她分配到青海高原。当时国家开发西北白龙江林区，许多同学被分配到了陕南。我挺要好的同学乔世春被分配到了陕南的安康。
 
从学校毕业后，我来到秦皇岛，踏上工作岗位有幸与于成仙、赵铭等作风朴实工作认真扎实的长者一起工作，他们的敬业精神和优良作风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先说说赵铭吧。他是一九四九年就到山海关从事林业工作的，从建国初期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这四十年间，他先后在区农林科，森林经营所和山海关林场工作，他像一头不停拉着车的不知疲倦的老黄牛，默默将他的一生奉献给了这里的大山。是他悉心谋划了这里的林业建设，带领我们从事造林育林护林，营造了山海关一百平方公里荒山中七万余亩的森林，使这里的青山绿水福荫着这里的人民。他的双脚踏遍了这里的山山岭岭沟沟壑壑，他是这群山的活地图，是这里林业建设的活档案。这里的老百姓都十分熟悉他，都知道这个老赵是个不怕苦兢兢业业的林业工作者。他比我大十几岁，是我的老大哥，也是我的楷模。
他退休后， 我和老伴常去探望他，他家住在山海关北街路东侧的一个小院，两间低矮的小平房，进屋先跳坑，屋子地面比院子里的地还要低一尺，土地面连砖都没铺。外屋有炉灶，里屋一铺土炕，地上放一张八仙桌，还有个板柜。
老伴是绥中县的农村妇女，对人很热情，也挺爱说话的。前些年我俩去的时候，她还能做些家务，以后因视网膜脱落，双目失明了。常坐在炕上靠老赵伺候着。
老赵有个在贺家楼村居住的儿子，把一个孙女送到他这住着在城里上小学，也由老赵打兑。老赵还有个三儿子，有智障，我们都叫他老凯，在林场打工也得老赵操心，八十来岁了家务负担还挺重的。
我和老伴去他家，老两口非常高兴，沏茶倒水，热情招待。每次老赵还会拿出他写的歌颂我们在山里艰苦工作和快乐生活的诗文，充满激情的高声朗读，表达他对几十年艰苦工作的向往与自豪，对当下生活的满足与乐观。见了此情此景，我俩十分感动。一位为林业事业奋斗了一生，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老人，如今生活在如此简陋破旧的小屋，炕上还坐着双目失明的老伴，竟然有这样知足快乐的心态！我俩感到心酸，不由得泪水充满了眼眶。
我曾陪同于成仙到老赵家探望，还请这两位老大哥在山海关知名的四条包子铺吃过包子。
另一位令我十分敬重的人，是我的大师兄，于成仙。他是一九五零年从黄村农校毕业分配到河北省海滨造林局的。黄村农校是一九五二年改为黄村林校的。他学的是农，没学过林。完全是凭着他那股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精神，精通了林业专业技术。他不仅成为秦皇岛地区的业务技术带头人，也成为全河北省林业界知名的林业专家，都知道秦皇岛这个“瘦于”。省林业厅编制一些技术规程，都邀请他参加。经他编制的“三项作业设计”，上报省厅都不必审核就批复，都十分信任他。
五十年代初期，工作环境十分艰苦，下乡连自行车都很少，他经常背着行李从北戴河海滨步行四五十华里，到昌黎县大蒲河一带，住在农村老乡家，在这里的沿海沙滩植树造林，他的双脚踏遍了秦皇岛，抚宁，昌黎县，和乐亭县近二百华里的沿海沙荒盐碱滩。这里的沿海防护林都凝结着他的智慧和辛劳，他用他的一生写出了一篇灿烂的诗文，画出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这就是而今的北戴河海滨森林公园，抚宁县南戴河和昌黎县黄金海岸，这一条蜿蜒百里郁郁葱葱的沿海防护林和风景林。
他的一生也充满了坎坷，文革时期他也被抄家批斗，与老伴结婚的一对儿金戒指至今下落不明。这样一位业务精事业心强的人，没有得到过奖赏，也没有任何乌纱帽。可是他不计较名利地位，想的是林业事业。更令人遗憾的是，晚年他得了老年痴呆，在认知方面很困难，也没能留下什么文字。
我和老伴也经常去他居住的女儿一个四层楼的房子看望他，他老伴的腰也直不起来了。六个女儿轮流值班服侍他们老两口。虽然他老年痴呆按理说应该不认识人了，可是他对我印象很深，居然还能认出我，令我十分感动。
对老赵和老于，我曾作这样的比喻：如果说老赵是我们在山区从事林业工作，带领我们前行的领头羊；那么老于就是我们战斗在沿海沙荒，带领我们长途跋涉称之为“沙漠之舟”的骆驼。我能与老赵老于这样的道德高尚的前辈一起工作，相识相知，感到十分幸运。他们也再次教育了我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去为祖国的林业事业奉献，激励着我前行，给了我力量。
我想再说一位可敬的人，他就是一九五六年就任山海关森林经营所所长的李松田。一九五六年成立的山海关森林经营所，在山海关北街穆家胡同一个青堂瓦舍的大四合院办公，这所大院后改为区政府北街招待所，六十年代初林彪曾在这里住过一段。
这位新来的所长，是建国前学文科的大学生，戴一副黑框近视镜，文质彬彬，像一介书生。我们见了有些质疑，这样一位领导能同我们一起上山工作吗？可是不久他以他的实际行动解除了我们的疑虑。
他跟我们一起爬山，住帐篷，一起搞测量，带领民工在山上造林抚育打防火道。他没走过山路，比我们走得慢，可他紧跟着跑。他不懂专业，可他总是虚心向我们请教。“这是什么树？”“是哪个科的植物啊？”我们还给他找来专业书，他都认真阅读，还写了不少笔记。他对我们十分关心爱护，为我们做后勤服务。他的文笔很好，我写了工作总结报告常请他修改，经他修改润色所形成的材料上报省市都会得到好评。
可不幸的是在文革时因说了一句话，也不是什么错话，就是看报纸上林彪的照片，说了一句“林副主席咋这瘦啊？”因此受了批斗关了牛棚，从此患上了心脏病，他仍然坚持工作着，一九八三年死在了他的办公桌前。
 
与以上几位同事相比，我幸运了不少。从一九五四年参加工作到文革前这十几年，在林业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一些成绩，并得到了表彰与奖励。我曾先后被评为秦皇岛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唐山市机关先进工作者。一九六零年三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六一年被市政府任命为市农林局林业科副科长。
正当我满腔热情的在林业工作岗位上阔步前进之时，突然来了一场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我也没能幸免。
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号进入市直机关学习班开始，我先后被抄家、批斗、关牛棚、进干校、到农村插队落户当了两年半农民，到一九七二年四月从农村被抽回，把我安排到市重工业局，后又到河北省海洋渔业公司。在干校我逃过厕所、赶过牛车，在农村我挖过防空洞、干遍了从种到收的各项农活，在重工业局我跑厂矿、下车间，在海洋渔业公司七年时间里，我出过海打过渔。这些年无论做什么，我都尽心尽力，同农民工人渔民船员交了不少朋友。即便是关牛棚挨批斗，我也从未沉沦过。
到一九八二年终于给我落实政策，我回到了久别的林业工作岗位，重新开始了我所热爱的林业工作。令我十分惋惜的是这场浩劫使我荒废了从三十二岁到四十七岁，这十五年的大好时光，这也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
这场浩劫，给我们林业造成的损失也是惨不忍睹的。不少树木遭到砍伐，山场林地被侵占，任意开山凿石，破坏山体，许多密林变成了疏林，森林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致使森林病虫害大面积发生。
回到市林业局后，市政府任命我为市林业局国营林场园艺场管理科的科长，开始的第一项工作是接收河北省海滨林管局和其所管辖的海滨林场、渤海林场、平市庄林场、团林林场，和大庙林管局的老岭林场、都山林场。对林场园艺场进行了组织整顿，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加强了计划管理，生产管理，技术管理，财务管理。并深入各林场园艺场了解情况调查研究。
国营林场园艺场，是我市林业建设的骨干，它经营着大面积的森林和果园，守护着国家宝贵的财富，对林业和果树建设起着示范带头作用。举一个老岭林场为例，该场经营着十二万亩沿长城一线二十华里崇山峻岭中的森林，它保护着这一代的山川，福荫这里的人民。
在这里，我结识了一些新朋友，比如：都山林场场长郭春，老岭林场副场长李永宪，他们都是六十年代黄村林校毕业来这里工作的，都是我的小师弟，我们一见如故，他们有着与我相似的经历。他们的工作环境更艰苦，因为这里的山场面积更大，山也更高。老岭林场的砖庙子和香瓜顶海拔都在一千一百多公尺，都山则更高，海拔一千八百多公尺。他们在这里默默的艰苦工作了二十年，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大山。
为了加强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市和县区都成立了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站，我又从事了一段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工作。当时各地松林的松毛虫危害相当严重，成片的松林被吃光了叶子，松林面临着毁灭之灾。我们在各县区组建了专业防治队伍，购置了器械，采取专业队伍防治与群众防治相结合的办法，发动群众在秋季松毛虫下树入地越冬之前，在树干上绑上稻草捕捉幼虫，冬季在松树根部周围挖土捕捉越冬幼虫，我们还收购松毛虫幼虫，发动群众群防群治，有效控制了松毛虫危害。沿海一带重点是防治光肩星天牛对杨柳树的危害，天牛幼虫蛀入树干掏空树干导致树木枯死，药剂防治很困难。我们也采取收购天牛的方法发动群众捕捉天牛，并且对易滋生天牛的北京杨进行了更新改造，控制了天牛的危害。我们还在青龙抚宁等县建立了病虫测报站（点）及时预报虫情，指导科学防治。并且建立了市县区之间和与我市比邻的承德、唐山建立了联防组织制度，互相通报虫情，定期进行工作交流。
一九八六年国家进行“三北防护林二期工程”和“京津地区周围绿化工程”，秦皇岛被列入工程区范围，我又参加了这项工程建设。与各县区进行工程规划设计，组织施工，检查验收，指导各地工程建设。青龙山场面积大，工程任务量大，我们就重点深入到青龙县。
多年来，青龙县的松林修枝过度，山上的松树枝杈被修的只剩顶端的几根毛，远看像一个个缨甩子，密林成了疏林，林内小气候干燥，致使病虫害滋生。为了恢复松林的生态环境，在“三北防护林工程”初始阶段，我们先选择发展刺槐林。刺槐，育苗造林容易，生长快，先解决了青龙老百姓烧柴用材问题，还广泛进行了封山育林，经过几年封育，使得天然下种的油松幼林迅速得以恢复。在抚宁、卢龙低山丘陵地区，发展干鲜果树，河流两岸发展生长快的杨树，在昌黎县平原地区营造农田防护林，使大面积的农田网格化，保护了大面积农田。在山区丘陵地区，结合水土保持工程，开展了“围山转”工程。坡地修筑梯田，沟谷修筑塘坝，在梯田上栽植干鲜果树，坝埂栽植紫穗槐等灌木，在较陡的山坡修筑鱼鳞坑植树。经过几年，在山区建成了一批“山顶松槐戴帽，山腹果树缠腰，平川河岸杨柳成林”的多层次绿化格局。
在几年绿化工作中，涌现了不少先进典型，青龙县新城沟乡长张济民，几年带领群众战斗在山上，他病了也不肯下山，带着药锅坚持与群众战斗在山上。三间房乡陆丈子村党支部书记李洪胜，带领群众在山上栽了几百亩的山楂树，使群众增加了收入，几年就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九十年代初他曾作为农民代表参加了河北省农民参观团去日本参观交流。抚宁县大新寨乡的乡长郭继义几年带领群众在山上栽了大面积的板栗，使这里成为了板栗之乡。它们都是我所结识的好朋友。
一九九一年，我们总结了“三北防护林”和“京津周围绿化工程”的成果，我带领几名摄像人员，到各个点儿上摄制了影像，编制了一个录像片，我撰写了解说词，请贺红梅（现央视播音员）当了解说。这个录像片，我起了个名字叫《绿色的呼唤》，录像作为汇报秦皇岛的绿化工程成果，送国家林业部和国务院进行汇报，得到了有关领导的好评。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瞬间我已是耄耋之年。回首往事一幕幕仍在眼前。我少年入林校，青年奔波在山野海滩，亲手规划营造了林荫片片。我爱树，爱山，爱绿色，爱大自然。这是一种割舍不断的情感。有人问我：“你对这树是什么样的感情？”我说：“我把棵棵树木当作自己的孩子，我爱护它们，期盼它们能茁壮成长。”每当我登上长寿山，别人观山景，我则要去看看当年我们栽的树。到北戴河海滨逛老虎石，途径保二路我都要好好看看一九五六年我们亲手栽在路旁的法国梧桐，六十年了，它们还在装点着这里的美景。
如果有人要占用林地，砍伐树木，我们宛如割心般疼痛。记得在一九八六年，有人要占用山东铺海岸一片防护林盖别墅，说什么要建“中国的夏威夷”，我们极力反对，却最终无果，还是盖起了一排排鸽子窝似的小别墅，毁了林挡了海，并且废置了多年！
当年河北省省长张曙光来秦皇岛视察抚宁昌黎海岸，为了开发这里的旅游产业，要修建一条由北戴河海滨到昌黎黄金海岸的沿海公路，这条路要观海。时任副市长的田玉成带领交通局林业局到现场考察选线，我代表林业局参加了此次选线。要观海就会砍伐紧邻海岸的一条主林带，这一条主林带对防海风起着关键性作用，当年营造这条主林带是十分艰难的。综合了各方面的考虑，我选择了一条原有渤海林场已修的林间道路，这条线路不用砍伐多少树木，最后选定了这条线。修筑了现今从北戴河途径南戴河到黄金海岸的这条沿海公路，保住了这条海岸主林带。
可惜啊，这些年我还是看到了片片林地被蚕食占用，变成了楼群，变成了宾馆酒店，我们太心疼了！
我也常常听到一种论调：“过去那些树木砍了，如今盖了楼，栽了草坪绿篱花灌木，修了道路，硬化了广场，不是比树林更好看美观了嘛。”是的，在一些人看来，这些比那些树林子是好看，可是这些人哪里知道森林的作用呢？！在这里我还想说说森林是什么，“树”是一个木，“林”是两个木，“森”是三个木，“森林”则是五个木啊。森林是一个生态系统，是由乔木、灌木、草、蕨类植物、苔藓、地衣、厚厚的枯枝落叶层、腐植土层、昆虫、菌类，还有林中的野兽鸟类，等等构成的。它涵养着水源，调节着气候，净化着空气，制造着大量的氧气。它不仅仅构成美丽的景观，更重要的是在地下它又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漏斗，旱不会太旱，涝则不会大涝。在山地陡坡，它固定土壤，减少水土流失，保护着山体，不会出现大的山体崩塌或滑坡。
森林还是构建一个宜居、宜业、宜游城市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要营造一个绿色城市，海绵城市，生态城市，没有森林是无法实现的。
在加拿大我看到了这样的城市。那个国家的第一大城市，多伦多，它的草坪和森林面积远远超过了建筑占地面积，到处是大草坪，大森林。真是森林拥抱着城市，城区拥抱着森林。距我儿子所居住的社区三百多米处，有一条长六十华里穿越市区的峡谷，这里长着百年生的云杉、冷杉、落叶松、华山松、花旗松等针叶树，和白桦、红桦、白蜡、枫树等阔叶树的原始状态的森林，林下厚厚的枯枝落叶层。林内生活着野鹿、野兔、浣熊、狐鼬等动物，这些小动物还经常到我家后院的小菜园光顾。林内鸟类也很多，树上筑了不少鸟巢。峡谷内一条小河水流不断，水质清澈，每年十月三文鱼从大西洋洄游到安大略湖，再游到这条小河来产卵。水面上有不少野鸭、鸳鸯畅游。在那里居住，听不到噪声，听到的是鸟叫或是剪草机的马达声和不远处传来的钢琴声。那里到处都能看到小松鼠，成群的大雁、海鸥经常落在草坪上。
同样是在五十年代的北戴河海滨，也是到处绿树森林拥抱着疗养院，登上联峰山望海亭，瞭望海滨，茫茫大海，蓝蓝的天空，岸上一片绿色，茂密的林间露出红色的屋顶。这里也听不到噪声，经常听到的是鸟叫、啄木鸟啄树干的“嗙嗙”响声。
而如今，这里楼房林立，人声鼎沸。再也听不到黄鹂的叫声和啄木鸟的啄木声了。早年的风景区已变成了闹市区。虽然保存了联峰山景区和西山中直疗养院周围的几片森林，但附近的闹市已构成对这里环境的威胁。北戴河这个夏都，面临的威胁令人担忧！
良好的森林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再恢复是很难的。有人曾问我：“秦皇岛沿海近五十万亩防护林的营造，与塞罕坝百万亩森林的营造有什么不同？”我说：“在塞罕坝营造百万亩森林是很不容易的。但在秦皇岛营造近五十万亩沿海防护林，同样是很艰难的。在某种程度上比塞罕坝更难，因为这里是在干旱的流沙上造林哪，更难成活，成活后，又更难保存。因为这里距村庄较近，林木更容易遭到毁坏，将这些林子保存下来，是由几代人做了大量艰苦工作的。”
因此，我们应更加珍惜这些绿化成果。为了保护这些绿化成果，建议政府的相关主管部门应在贯彻执行《森林法》和城市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对占用林地划一道红线，占用林地不能超越这条红线，以切实把秦皇岛的森林保护下来。
当然，我也不反对一切有益的利用，我们植树造林就是要为人类造福。有节制的开发利用，并给予一定的补偿是可以的。你在这里砍伐一棵树，能不能在别处多栽上十棵二十棵树。在林区建疗养院，养老院，这都是正当的，是无可非议的。让森林服务于人民，造福于人民，是我们林业工作者为之奋斗的终极目的。但我反对的是那些借着什么名义占用林地，搞房地产开发，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还要搞政绩，贪婪的向森林索取，我是坚决反对的。
在二十多年前，我编制了录像片《绿色的呼唤》，如今我已八十多岁，我还要继续呼唤绿色。我呼唤绿色，不仅是为我们林业工作者呼唤，也是为创建秦皇岛站这个美丽文明的城市而呼唤，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而呼唤。让我们为实现“无山不绿，有水皆请，四时花香，万壑鸟鸣”这个美好愿景继续努力，绘出秦皇岛山河大地更为绚丽多彩的画卷，让我们的天更蓝、水更清，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更加幸福康宁。